炉子里的人 | 宗教经验之种种

前言

杨晨 | 在中华文化圈中，宗教并不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也似乎在当今世俗社会中的角色无足轻重。但是这次炉子里的人中，我们三个人都对宗教有浓厚的兴趣。我们关注的不是各个宗教教义和文化习俗的差异，而是宗教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整体在社会和历史中的意义，它与国家、个人信仰间的张力与联系。

吴丹 | 作为一个从小在新教伦理价值观下成长的基督徒，我会时常陷入这个疑惑：究竟是我主动选择了这个信仰、还是我因为家庭和成长环境的原因被动地承袭了这个宗教。曾经也尝试着去研读《金刚经》，想要通过比较各个宗教信仰来理解并确定自己的选择.但是后来认识到，在已有、先验的信仰架构中，我很难跳出原有的思路去思考，而个人其实已与信仰产生了许多联系。我感觉自己对信仰的皈依还是源于所谓“灵魂的永恒性焦虑”，我从小就会对人从哪里来、之后往哪里去和苦难的意义感到疑惑甚至恐惧，而在世界的风浪中因着自己对信仰的理解感到了平静和安心。那么大家对于宗教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欧洲的一间国际新教教会

杨晨 | 因为生活在世俗家庭之中，我早年对宗教并没有什么感觉。后来高中时接触到藏传佛教，就感觉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我青春期的困惑、迷茫的地方。藏传佛教经文里的一些话语也成为我价值观的基础。比如提到文学价值，《诗镜》里就说“假如语词之光，不去照亮轮回的世界，那么这全部的三世之间，必将沉沦于无边的黑暗”。当时还想着如果有什么机缘，或者遇到什么高僧，我会立马皈依（笑）。后来过了这段时期，我的关注点扩展到其他宗教，心态也从一开始的“信徒”转变为“学者”，更为关注宗教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哲学价值等等。但我仍然不是个无神论者（atheist），不是唯经验论者（empiricist）,我更像是一个怀疑论者（skeptic），不去否决（rule out）各宗教神祇的可能性，也不去轻言相信。

钟林悦 | 家中祖母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每日都要吃斋念佛，我也由此对宗教信仰有了模糊的困惑：信仰者和被信仰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可以用‘关系’来概括）可能用世俗语言来形容吗？这种关系及其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又是从何而起？大二修了一门关于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的课，在锡克教的寺庙还有巴哈伊教的集会，我都有幸听到了许多信徒对他们的信仰的理解：最初他们都带着对人生、对自我的疑问，在普世价值中遍寻解答不得，最终在所信仰的宗教中得到了与理想契合的答案。这样的理解固然很通俗易懂，但被信仰的对象在所有的宗教概念里都远远大于一个被动的回答者。一个答案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信仰者却能在反复诵读同一个答案后达到超脱和顿悟，我不由得觉得，这种个人与神性的互动本身或许才是问题的答案，所有人都在迷茫中踽踽独行，但信徒们心中有坚定的方向，这可能就是精神力量的来源吧。

吴丹 | 各位觉得，个人对宗教信仰的选择是和哪些因素相关呢？在更多情况下，是个人主动选择皈依某种宗教还是被动地顺应社会与环境呢？

杨晨 | 在我看来，宗教信仰很大程度上是由先验（a priori)所决定的，或者是某次个人经历促成的，而非理性地、审慎地选择。它不像选择大学，选择工作，选择居住的城市一样需要货比三家，也不需要通读基督教的典籍才能信仰基督教。甚至，非常理性地选择宗教在我看来是功利的。比如，“帕斯卡（Pascal）的赌注”声称：在确定上帝存不存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信仰上帝比不信仰上帝更有利，因为如果你赌对了，你将赢得一切，如果错了，也不会失去什么。但是这种这样的想法并不被我所认可。《卡拉马佐夫兄弟》就说，如果只有基督在民众面前展现神迹大家才会信奉，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在明知这信仰会带来痛苦和灾难，明知不会得到神灵眷顾，仍然去相信。

从另一方面来说，大部分人信仰宗教也是出于其家庭、社会的影响，是一种对于文化习俗、制度的盲从，而非个人理性的选择。比如蒙田就承认，他信上帝是源于他生活这样一个基督教社会；如果他生活在原始社会，他可能就会信原始宗教。在他看来，不理解教义也不妨碍人们的信仰。“Men put greater faith in those things that they do not understand（人们在不理解的事物上投入了很大的信仰）.”[1]

钟林悦 | 关于信仰与否的问题，我个人更愿意将其看为一种主动选择，即个人意志的体现，而非被动的宗教传统的沿袭。事实上，在许多宗教占主导的文化里，信仰或许是宗教语言垄断的大环境里被催生出的结果，例如在教会权利达到鼎盛的十三世纪的西欧，且不论像“宗教裁判所”这样有着明确的清理及威慑异端的目的的机构，即便是较为温和的艺术及教育领域，宗教的话语权依旧引领着从上至下的整个社会结构，因而非信徒（nonbelievers）的生存处境自然是十分艰难的，形同巨浪中的逆流。但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宗教信仰真的可以代表信徒们真实的个人意志吗？又或者信仰其实更像是对社会传统的依附及被动学习？这样极端的例子在今天或许并不适用，但由于宗教理念和制度如今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关于个人对信仰是否真正拥有主动权这个问题也许很难彻底摆脱相关的怀疑主义的论调。

吴丹 | 鉴于个人经历，我是比较认可个人对信仰的追求和其中的力量，对于过度制度化的宗教群体（institution）反而有点排斥：其中的hierarchy、norm和形式等等。那不知道各位对于所谓个人信仰和制度宗教之间的张力和联系有什么看法？

钟林悦 | William James，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曾在《宗教经验种种》中极富创意地探讨过信仰者个体的神秘经验，他认为宗教领域课大体划为两个分支，“制度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个人的宗教”（personal religion）。“制度宗教”注重的是神性，主要表现为献祭、神学、仪式等；反之，”个人宗教“的兴趣中心在于人的内在性情，例如良心、美德、不完善性等。这两个分支相比，个人宗教比制度宗教应当更加重要，因为前者是先于后者出现，或者说是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基石。各大宗教的创始人，例如基督、佛陀、穆罕默德，最初无一不是通过个人与神性的交往而获得力量的，在个人与其创造者（the Creator）的直接关系中，教会、牧师以及其他”中介者“就降到了次要地位，宗教情感只是“从内心到内心，从灵魂到灵魂”。

根据这个理论，宗教制度大多是墨守成规的，而宗教信徒也更像是守旧的模仿者，他们的信仰是传统机遇的，是对既定的形式或习俗的接纳，这样“二手”的宗教情感或许很难引发狂热的、有创造性的宗教经验。信仰对象与经验者的关系就像磁和铁，铁不具有表象能力，但内部却有很强的磁性感，铁无法实在地定位到磁源，但它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磁源的存在及其作用。这解释了为何信徒能将真切的宗教情感加于信仰对象，甚至让整个生活都被”极化“（polarized），这其实是直接的个人宗教经验的呈现。

杨晨 | 个人的信仰是很多宗教的起源，宗教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Superman的引领（比如先知，圣徒，祭司），但是这并不是宗教的基础。宗教一定得根植于大众，根植于社会文化，它才能延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世纪的诺斯提教（Gnosticism) 和基督教的争端，即使前者在辩论上占据上风，但却因没有信众基础遭到灭亡。还有一点原因在于，个人的信仰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概念。我们难以确定自己信仰的上帝是否和他人完全相同，个人与神的关系是非常个人和排外的。比如耶稣在西奈山上的布道中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Mat,6:5,6) 我们必须要依靠外在的身份标签来确定自我，寻找共识，比如你是一个kabbalah派的犹太人。所以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

吴丹 | 那么各位是如何理解宗教的社会意义呢？我举一个关于经济的例子：经济的发展其实与宗教脱不开干系。大家都知道韦伯所着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所给出的新教徒对教义价值观与现世行为准则的结合。在罗马帝国时期，圣奥古斯丁所解读的教义使得人们将道德伦理融入到经济活动中，认为人不应该贪婪，并将对利益的追求理解为人的自私，使得宗教教条在长时间内限制了资本的积累。但到了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重新发现，托马斯·阿奎那对于教义更为务实的解读以及将宗教与科学的分离使得经济活动中对利润的追求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容忍，并开始有了"公正价格"、"公正工资"的意识。而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应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能忽视。罗马帝国确定基督教为国教，不仅是因为自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的信仰认同，其实也和基督教有利于维持一统状态和其对于大众的影响力有关。对于之前大家所提到的"身份政治"在许多语境下也与宗教认同相联系。当然，宗教在政治中的角色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杨晨 | 从艺术文学上来看，宗教是历史上最庞大的赞助人（patron）和破坏者。比如，基督教内部就有破坏塑像主义（iconclasm),也有美第奇家族和历代教皇这样极为热心艺术的人。除此之外，宗教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和plot，比如弥尔顿的《失乐园》等等数不胜数。

丹丹提到的教会对于维持国家统一的作用也要分两方面来看，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罗马确立基督教为国教缺失有很多积极的作用，但在吉本（Edward Gibbon）看来，基督教为国教是罗马帝国灭亡的罪魁祸首。具体原因不赘述了，反正在此之后，宗教宽容政策逐渐被取消，禁止民众信仰罗马原始宗教和其他宗教；而且从多神教转为一神教后，过往的传统被破坏，罗马反而失去其根基。教权和王权在中世纪也有过多次的对抗，包括“丕平献土“，”阿维农之囚“等等。《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伊万就认为，教会和国家是对立的。“教会应当把整个国家包含在自身之内，而不是仅仅在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便由于某种原因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从本质上说，毫无疑问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整个基督教社会今后发展的直接目标和首要目标。”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教会已经被赶到了角落，“消失在国家内，让位于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这不仅是基督教面临的困境。任何宗教组织都会现在两难境地（dilemma）之中：在当今政治侵入日常生活的时代，如果不参与政治议题，而仅仅作为一种信仰的话，它就会面临消亡。但是一旦过度参与，又丧失了宗教的超脱性（transcendence）。本雅明（Benjamin）就借鉴犹太卡巴拉哲学（kabalah）的说法，所谓的弥赛亚（mosaic presence）就是既discernable(分离）于历史，又能通过一个个历史事件加以干预甚至拯救（redeem）。

钟林悦 | 宗教其实满足了人类文化延续的需要，在伦理方面将人类的生活与行为神圣化：在教义方面，它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内聚力，使命运、死亡等不可控的威胁变得不那么可怖，社会生活也在仁慈的天意下得以巩固；在宗派方面，它塑造了人们终生互助互利所形成的契约般的义务，从而派生出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和文化形式。因此，宗教可以说是传统和文化遭到挫折时的保障和底线。

吴丹 | 在现代社会，你们觉得人类还需不需要宗教呢？

杨晨 | 首先，我们需要去思考如何去定义宗教。如果宗教的定义如马克思所说，一种人类创 造却被赋予独立于人的客观价值的概念，那么很多现代的概念都可以适用，比如拜物主义（fetishism）就是人类崇拜自己创造的商品，并赋予其客观的价值。如果换一种定义，宗教是对于人类存在永恒的big questions（比如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回答，那么人们并不一定需要宗教，哲学、艺术、科学都可以做到。退一步说，就算没有对于big questions的回答，也并不会困扰大部分普通人（layman）。对于人类存在本身的焦虑其实是一种比较菁英主义的想法，因为它建立在“仓廪实”的基础之上。很多大众也没有这样的知识素养和智识去理解宗教的经文或先知的口谕。圣奥古斯丁就曾说，大部分人认真学习了教义，却理解不了经文的奥秘难解之处，就如同“眼里只看得见他的手指，却看不见他手所指的月亮”。“而这些人不应该责怪我，而应该祈求上帝赐与他们识力。”[2] 因此，对于大众来说，宗教更多是一种提供慰借，建立身份认同的工具（instrument），而民族国家、大众娱乐等等都有这个作用。

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天主教神學家

此外，很多人信教还是抱着十分現實的态度。比如在“The Immortal"一文中，博尔赫斯就说，尽管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永恒的概念，但是这些教徒眼里却只有现世，因为来世的天堂或地狱仅仅是作为现世行为的奖励或惩罚。中国有很多佛教徒或民间宗教的信徒在我看来更为功利，他们烧香拜佛布施祈求的不是来世的幸福，而是现世的幸福。他们不要来世的果报，而要“现世报”。尤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想法更是十分功利的因果逻辑。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他只有到考试的时候才会戴佛珠，只有大考才会去烧香拜佛。对于这类观念，我觉得在现代社会也会一直拥有一席之地。与之相对的是，我曾经读到史铁生谈他为什么不信佛教，因为他觉得佛祖不会那么自私，只对那些供奉祂、信仰祂的人好。最后提一句，当代对于技术的迷信和工具理性也在催生一种新的宗教。

Reference

[1] Montaigne, Michel de. The Complete Works : Essays, Travel Journal, Letters. Edited by Donald Murdoch Frame.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2003.

[2] Augustine, Saint, and JF Shaw. On Christian Doctrine. Courier Corporation, 2009.

文 | 杨晨 钟林悦 吴丹

图 | 吴丹 网络

编辑 | 陈熠泽

围炉 (ID：weilu_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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